大国教育与内卷化

教育，培养人的灵魂之花。人的灵魂之花有多灿烂，自由市场就有多繁荣，社会生活就有多精彩，国家力量就有多强大。反过来，如果教育浇灭了人的灵魂之花，那将催生一个单调、灰度与冰冷的世界。

本文以美国、韩国、日本、德国（不含中国）为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教育与社会制度、自由市场、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教育与社会

二、教育与市场

三、教育与国家

教育与社会

先从一篇消失的文章说起，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了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的研究结论。两位教授在其《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教育密集程度（俗称鸡娃）之间的关系。

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社会公平度越高的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德国，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越宽容；社会公平度越低的国家，如土耳其、俄罗斯以及一些东亚国家，父母对孩子越严厉、越苛刻，鸡娃现象越严重【1】。这些国家的社会阶级固化，教育道路拥挤，很多人希望通过考试直接进入上升通道。

美国、英国是居于中间层次的国家，但最近几十年，随着不公平程度加剧，鸡娃现象明显加强。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1969年出版的育儿经典《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写道：“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此后几十年，美国“直升机育儿”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调查数据显示，在1976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2个小时陪孩子，其中17分钟辅导孩子写作业。到2012年，美国父母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陪孩子，其中1个半小时辅导孩子写作业。这是为什么？

二战后到70年代，欧美世界的不平等程度走到历史低谷，那时的父母给予了孩子更加宽容的环境。从80年代开始，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社会趋于固化，美国家庭的“鸡娃”程度明显上升。美国最富裕10%家庭和最贫穷10%家庭的总收入比率从1974年的9.1上升到了2014年的18.9【1】。最近30年热衷于鸡娃的美国父母，恰恰是在六七十年代享受了快乐与宽容童年的一群人。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我们需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合理的一面。进入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各行各业各职业的竞争烈度升级，走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企业、家庭与个人更加重视教育。教育回报率的提升让更多家庭意识到教育的溢价，从而加大了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收入不平均不等于不公平，最近半个世纪技术工程师、企业高管及知识工作者的收入快速增长是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结果。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80年代的1.5提升到现在的2。

二、不合理的一面。贫富差距扩大更多是社会制度不公平的结果。不公平竞争主要指的是机会不公平，机会不公平会导致阶级固化，降低社会流动性，出现“累世公卿”和“世代寒门”的两级社会。第二点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进入20世纪后，城市中产是打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力量，他们主要通过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实现阶级晋升。但是，最近30年，中产家庭收入却停滞不前。根据“大象曲线”，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翻了一倍。

为什么？主要是社会制度问题，概括起来是失控的法币制度和失衡的全球化秩序。进入千禧年后，美联储主导的金融危机和货币超发洗劫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膨胀了富人的金融资产和房产，扩大了贫富差距。在失衡的全球化秩序下，工人无法全球自由流通，资本在全球自由配置，人为地扩大了劳方与资方的收入差距。经济学家斯拉法曾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做过逻辑推演【2】。

当中产家庭发现社会制度趋于固化，就业路径趋于低效，便倾向于求诸教育通道。这种焦虑逐渐蔓延到下一代，渴望强化密集教育、使用代际组合的方式直接进入社会的上升通道。

美国父母的鸡娃倾向虽有所强化，但与东亚国家的父母相比，那简直是弱爆了。东亚是全球密集型教育的集中地，这与东亚的社会制度有关。以韩国为例。韩国经济崛起于60年代，朴正熙领导韩国吸收美日资本与技术，开创了“汉江奇迹”。但是，韩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造成了阶级固化的问题。

如何打破阶级固化？普通家庭只能走教育这条路，试图通过教育实现阶级晋升，于是韩国的教育自然成了“重灾区”。

1974年，韩国事实平准化、均衡化教育，取消了各级考试和重点高中，试图降低教育的焦虑和学生的学业压力。但是，这反而增加了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大量家庭转向补习班，校外培训市场火爆。1975年韩国课业培训学校不到3000家，到1990年增加到了近3万家。【3】韩国政府曾下令禁止一切校外辅导班，但是家长转而请上门私教。这让很多家庭苦不堪言，不但增加了家庭教育成本，还导致竞争不公平，低收入家庭没经济条件请私教。2000年，韩国最高法院宣布禁令违宪。禁令解除后，培训学校“死灰复燃”，如今近10万家，韩国学生人均辅导学费世界第一。

可见，韩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教育不论如何（乌托邦式）改革，都会背离培养人的道路，最终沦为阶级晋升的智力选拔竞赛。1988年韩国政治上打开了口子，但目前还处于激烈的斗争中。

所以，社会制度不公平会扭曲教育的本质，使得教育陷入内卷化——陷入边际效用递减的存量斗争。

通常，社会制度越是平等的国家，父母越倾向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给予孩子更加宽容的成长环境。社会制度越不平等的国家，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勤奋品质、争胜能力与应试能力，容易对孩子实行密集型教育。这是为什么？

在一个公平度不足和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抢占赛道是第一位的。只要占住了位置，就意味着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财富的分配权，独立性、想象力、专业天赋都只能甘拜下风、被动服从。而鸡娃是抢占赛道最高效的手段。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应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最高。权威型教养方式将提升阶层的可能性提高了13%。

更重要是，阶级固化的惯性越大，不公平性越往教育领域渗透，教育越退缩到硬性考核上——应试。于是，教育几乎等同于应试，远离启智，背离创新，社会经济陷入内卷化。应试成为通往阶级晋升最为拥挤的道路，维系社会公平性的最为敏感的神经。房子和校外培训是父母的进阶考试，每一次关键考试都是孩子的进阶考试，每一次关键考试将孩子分流到不同的社会阶层。

如此，教育背离了培养人的本质，成为了筛选人、抢车位的智力竞赛。

教育与市场

中世纪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森严，没有任何晋升通道。同期，东亚国家的宗法社会留下了一个晋升通道，那就是文官考试。但是，文官考试并未给东亚社会带来光明，反而固化了社会。为什么？

因为这种文官考试并不是培养人，而是筛选人，筛选一批智力优胜者进入统治阶层，成为居于王权之下的顶级猎食者。相反，中世纪瓦解后，西欧的阶级固化逐渐被打破，这股力量主要是自由市场。

上述讲到的中产是打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力量。中产靠什么打破？靠就业技能和教育，根本上靠市场。有了市场，教育与就业技能才能发挥作用。从16世纪开始，西欧小城镇兴起，一些手工业者和贸易商成为了富人。一些负债累累的城邦领主将女儿“下嫁”给商人。市场是突破阶级固化社会的关键力量，但是市场的力量并不是金钱。

自由市场如何打破阶级固化？

第一，市场植入自由与平等的竞争秩序，打破了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制度。

哈耶克曾经说过:“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只有金钱才会对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4】。这句话容易被人误解，并不是因为收入提升而突破了阶级固化。这里的金钱，其实是市场，市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与平等交换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中，你的人格是平等的，思想是自由的，你不是领主的附庸，不依赖于领主生存，只要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便可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上述说到商人和中产实现阶级晋升，准确讲是他们实现了自由与平等，而不是进入更高阶级。

第二，市场是一个相互满足的自发秩序，满足了需求的多样性，进而激发人的多样性。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提出信号传递模型，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劳动力市场筛选人。在斯宾塞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5】。

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在供求上存在匹配关系，但是这不会扭曲教育的本质。因为市场自发秩序不是简单的筛选人、匹配人，而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激发人的各种天赋，创造纷繁的价值和多元化的社会。下面我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需求端来说，自由市场越发达，各行各业越繁荣，越能够发挥人的不同天赋。这就是海纳百川，不需要人人都走考试独木桥。整体上来说，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发达程度高于东亚国家，教育密集程度也要弱于东亚国家。日本是东亚国家中社会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社会公平度高，但是其教育密集程度也很高。日本的校外辅导学生人数在1977年是300多万，而2004年接近1000万【3】。这是为什么？

原因或许多样，主要可能有两点：一是东亚有为文化和教育国家意志化的惯性（下一部分讲）；二是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教育匹配。我们看第二点。美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在棒球、篮球、橄榄球、说唱、生物医药、航天科技、软件技术、心理咨询、金融市场等众多领域选择就业。相比美国，日本是一个后发国家。日本在二战后采用产业政策发展主导产业，追赶欧美国家。这些主导产业包括汽车、电子、半导体、光电、多媒体、高级食品等，均偏向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决定了教育分科以及竞争烈度，使得日本人更倾向于在知识与技术方面的积累与竞争。

所以，在发达的自由市场，“条条大路通罗马”，父母不会执着于让孩子只发挥智力特长，更希望看到孩子发挥其天赋。反过来，自由市场萎靡，各个领域通道受阻，父母不敢让小孩放弃学业专心打球、专业唱歌，只能让孩子拼命读书、考试和上大学。那是一个无趣单调、毁人不倦的社会。

从供给端来说，教育培养人的多样性，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产品和市场。教育正如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强健身体，而不是比赛。只有运动能力出色的才进入专业比赛的通道，力大无穷的投铅球，健步如飞的跑短跑。人的神经元在7岁之前基本发育完成，神经元决定了人的智力水平。如果小孩过早地承担考试压力和生活压力，会对其智力发育造成伤害。芬兰、挪威、瑞典和德国对7岁之前的小孩给予相对宽容的环境。小学和中学主要培养的是独立的思维能力，以及激发不同类型的天赋。中学后，各自根据自己的天赋从事不同的职业，只有一部分高智力的人进入大学深造，从事科学及学术研究。

值得注意是，教育培养人的多样性，并不说不重视智力、技术与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创新竞争赛道，各行各业的竞争都在向专业方向升级。恰恰相反，教育培养人的多样性，是在激发人在专业领域的天赋，如编剧更有创造力，制造工人技术更高。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教育制度充分尊重和培养人的多样性天赋。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公共教育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德国的教育也是单一的，普鲁士和德国政府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安排学校培养产业工人为主。1920年之后，德国教育实施了分科改革。这一改革在二战后发挥了作用，学生进入中学后根据不同的天赋可以选择四种类型的学校：文理中学、职业中学、实科中学和综合中学【3】。

文理中学方向是考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职业中学的方向是职业学校，培养高级技工。实科中学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转入文理中学，进而走研究型路线；也可以进入职业学校，走技工路线。综合中学则兼容并包，学生在前两年可以自由转学，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兴趣进行学习。如此，德国的分科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多样性天赋。

如今，德国是一个社会制度比较公平的国家，也是一个自由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分科教育培养人的多样性天赋，与自由市场的多样性相互融合。供给与需求匹配，而且相互促进，各行各业精进，德国制造技术顶级，足球运动也出色（注：德国的产业丰富度是否强于日本尚待分析）。这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德国家庭的工作时间比日本少，对孩子的教育更宽容。

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激发人的独立的思维和自由的思想，而不是筛选人。筛选人的教育，边际曲线难以右移，社会内卷于存量斗争；培养人的教育，创造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制度，打破阶级固化，创造财富增量，促进社会流动。

人类在十二到十六世纪期间的意识与观念演化，便遵循了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人“做回自己”，人不是上帝的附庸、国王的工具和意识的奴隶。这样，我们才有了近代诸多有趣的灵魂与多样化的世界。

教育与国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些后发国家的教育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元素。如早期的德意志、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都有一个明显特点：教育服务于工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于国家意志。

德意志是欧洲最晚起床的国家。德皇一世为了国家统一、富国强兵，以国家意志大力发展重工业。德意志是最早建立公共教育的国家，但其建立公共教育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主要服务于重工业，重点发展理工科与职业学校，培养产业工人。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元帅毛奇说过一句名言：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这说明当时的德意志很重要教育投入，但这种教育投入具有明显的国家意志。

德皇二世以及二战前的德意志政府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教育的功利性。在极端时期，德意志政府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将一切资源和力量，包括人和教育，集中在军事工业上。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亦如此，儿童、妇女与教育均服务于侵略战争。

这种公共教育不是培养人而是筛选人，不是培养人的多样性而是支配人的目的性，选拔与支配一批人才服务于工业经济与国家意志。

工业经济与公共教育的国家意志化，帮助德意志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富国强兵。二战前的日本、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苏联，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国家崛起。但是，代价也极为惨痛。

二战及之前的德意志和日本，这种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教育，使得人成为了国家意志的工具。人的天赋、智慧与多样性没能得到真正的成长与施展。这些国家大力发展理工科，试图将知识人才沦为服务于德皇和日本天皇的技术工具人——犹如克虏伯军工厂里一台台冰冷无意识的机器。他们刻意地抑制、扭曲文科的充分发展，原因是文科一旦发展，比如新闻学带来自由言论，法学带来宪政制度，经济学带来自由竞争，将破坏德皇和日本天皇的国家意志与统治经济之目的。

反向操作是，让扭曲的文科，像理科一样，服务于统治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文理科不以数学为分界，探索自然规律的属于理科，探索人的行为规律的属于文科，经济学便是文科。

以经济学为例。德国早期的经济学——历史学派，便服务于国家意志和统治经济。德国历史学派的开创者是李斯特。在李斯特的时代，德意志尚未统一。而李斯特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并未探索一般性规律，而是服务于德意志的国家统一与工业崛起。他反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继承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试图促成德国关税同盟，进而对外构筑高关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建立全国铁路网络，实现工业强国【6】。

他的继承者们，如施穆勒、瓦格纳开创了新历史学派，强调“德国特殊论”，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施穆勒的好友弗里德里希·阿托夫掌控着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的大权。从1882年到1907年，他让历史学派统治了整个德意志的经济学教学，打压一切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服务于德皇二世的国家意志。连马同志都看不下了，嘲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为“庸俗经济学的教授形态”。新历史学派代表维纳·桑巴特专门写了一本书赞颂希特勒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参考《锋芒毕露四十年》）

德国分科教育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二战后，战后德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回归到培养人的正轨。而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类文明。

还以经济学为例。德国历史学派跟随希特勒一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压制的弗赖堡学派在战后崛起。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瓦尔特·欧根，他主张自由竞争，建立竞争秩序，倡导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使用一套“经济宪法”来约束政府，保障自由经济【7】。欧根的秩序竞争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或叫“联邦德国奥尔多自由主义”。

战后的1948年，欧根在德国创办了《奥尔多，经济与社会秩序年鉴》，以宣传“竞争秩序”，聚集了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艾哈德。艾哈德是战后德国重要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欧根竞争秩序的执行者。艾哈德先后担任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主导货币改革和金融改革，设计并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地执行了欧根的“竞争秩序”——一套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保持货币价格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优先原则。战后德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德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欧根和艾哈德是分不开的。艾哈德被称为“德国崛起之父”，而欧根的自由秩序给德国经济注入了根本性思想。（参考《以德为鉴》）

所以，自由的教育，探索自然与人的行为的规律，发挥人的多样性，遵循规律，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繁荣与国家崛起。有人说，教育本质上是灌输某种意志，不可能实现思想自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句话：“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但是，真正的知识是自由的，欧拉公式、质能方程、价格定律、边际递减，是基于规律的一般性理论，不分国别、不含个人意志。自由的教育传授真正的知识，掌握真正知识的人，心中只有一个国王，那就是自由。

同时，自由的教育与自由的市场可以天然的融合。自由的市场，刺激人创造的多样性，满足人需求的多样性，建立多元化的社会。

最后，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经济学以功利主义为准绳，如果说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最高的手段，那么教育市场化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培养人，与自由市场完美匹配？比如，篮球培训公司为篮球俱乐部培养运动员，音乐培训公司为经纪人公司培养歌手，软件培训公司为科技企业提供工程师。这样做是不是更有效率？

美国是一个教育市场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在美国，存在大量的专业培训公司为市场培养专业人才。在美国大学中，斯坦福等一大批私立大学均强于公立大学，是美国基础科学的主要担当。这是竞争的结果，说明美国私立大学更有竞争力。但是，美国的私立大学不是完全市场化大学，更偏向于社会属性的大学。

基础性教育（注意不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不能完全市场化，公共机构必须肩负责任，建设优质的公共教育。为什么？

经济学除了考虑功利主义，还要考虑正当性。甚至，正当性或许更为根本，经济学的效率主张的根源是因为坚持了正当性——遵循一般性规律。基础性教育的市场化，违背了自由市场的正当性。市场的前提条件是自由与平等竞争，但是基础性教育市场背离了这一前提。这一市场的需求方——儿童，并不具备独立与自由的意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监护人。在基础性教育市场中，监护人的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这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不公平。基础性教育不公平进而破坏了自由市场的机会平等，最终会降低经济效率。当然，不能因此打击基础性教育培训，而是需要反思和改变公共教育的问题。

教育，培养人的灵魂之花，让其自由地、有趣地绽放。所谓“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我们喜欢好看的皮囊，但更渴望有趣的灵魂！

作者：清河社长，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智本社，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