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与大国金融力量

去年年初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封城封路、停工停产，进入全面抗疫状态，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当然，经济也受到较大的影响，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去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大幅下降6.8%，大量的人财物分配到抗疫第一线，为疫情安排的直接财政支出估计已经超过3000亿元。

在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最困难，下滑最快的时间里，只有两个行业对GDP的贡献为正，一是大信息科技行业（ict），一个是大金融行业。病毒再肆虐，传染性再强，也只能在线下和物理空间传染，无法在网络和数字世界里出现。中国经济的韧性之处就在于，当疫情导致线下经济处于休克状态、一片静寂的时候，线上中国、数字中国构建的经济循环体系，承担起了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责任。这是中国最近十年，一直坚持走数字化道路所积下的“国运”。

另一个疫情危机的救赎力量，则是中国的大金融体系。大国金融力量首先体现在疫情危机的社会担当中。一方面，最近几年，中国的大金融业逐渐摈弃金融自由主义的泡沫浮华，一直坚持走“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正确道路，当疫情危机导致大批脆弱的中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中国的大金融业承担起了重大的社会责任，没有因为疫情导致信用风险骤增而大幅减少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反而成为令人尊敬的“逆行者”。疫情期间中国金融业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融资估计超过6万亿元，同时银行业对中小企业减费让利1.5万亿元。

另一方面，大金融行业最近几年加速推进的信息化、数字化战略，在疫情危机中也彰显出强大的力量。统计数据显示，在各产业数字化程度的行业排名中，大金融行业位于第一。其中，各子行业的排名分别是保险、证券和银行。可以说，中国大金融业的数字化程度，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还是数字金融服务，已经位列全球第一。正是因为这种科技力量，才使得中国金融业在疫情爆发后，能够及时迅速的将业务在线上完成，成为疫情期间仍然正常营业的不多的行业之一。这跟大金融业多年来坚持数字科技战略，同时也不断培养客户接受线上服务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大国金融力量也体现在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上。疫情危机没有阻挡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步伐。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最后一脚，来自市场的报价利率LPR取代基准管制利率，成为银行业的定价之锚。虽然在市场传导机制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但是却是利率市场化方面实质性的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2020年，估计有多达50万亿的贷款合同从基准利率转换为LPR，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资产定价体系的转换，如同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学革命，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时代已经开启。随着利率传导机制的完善，市场逐渐在定价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大金融时代将会焕然一新。

汇率市场化的步伐也没有停止。2020年，由于中国最先控制住了疫情，最快恢复了生产，在全球陷入疫情危机无法保障重要生活物资的艰难时段，更大的担当起“世界工厂”的责任。从中国出发的商船，装满各类生活用品和抗疫物资运往世界各国，返回时却空空如也，以至于集装箱价格短短几个月上涨了几倍。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因此创造历史记录，反映到汇率上就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与以前人民币快速升值央行进行干预不一样，这一次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空间更大了。体现在数据上就是人民币升值没有像以前那样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说明外管局没有过多的采取购买外汇的对冲干预，让外汇市场自己选择新的均衡点。在各国央行竞相宽松，通过汇率贬值以获取出口份额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这个选择彰显了大国金融的自信和风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层对非理性的汇率波动放任不管，因为投机盘形成的过度升值会极大的伤害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

资本市场也没有因为疫情危机而停止改革步伐，注册制改革迈出实质性一步。去年初，疫情爆发后第一个交易日，中国的股票市场断崖式下跌，之后则奇迹般的快速反弹，并走出一段史诗级的牛市行情，为疫情中日常收入遭受重创的投资者补偿了财产性收入。最重要的是，注册制开始进入由市场决定的状态，从审批制下的“人治”转变为“法治”。首先，决定上市的主角，正在由监管部门转变为交易所、保荐人、会计方、审计方、律所等市场中介机构，他们负责向投资者展示真实的公司信息，并承担更大的责任。其次，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对信息造假、内部坐庄等舞弊行为施用“重典”，改变上市公司到资本市场上市只为“圈钱”而不是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不良出发点。另外，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尽量用市场化的语言而非行政干预手段与市场沟通，逐渐摘下“政策市”的帽子。中国股市在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方面的改善，大大强化了疫情期间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兴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为非金融企业提供的融资额达到了8923亿元，IPO数量和融资额高居全球第一，成为疫情危机期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最后，大国金融的力量体现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战略定力上。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发生危机，各国央行竞相宽松，政府债务疯狂增长。即使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时候，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仍然迟迟没有退出非常规的宽松政策，导致出现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风险和压力。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货币政策最先恢复正常化，不再采用大水漫灌的总量型货币政策，而是利用中国独有的国有信贷体制进一步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更多的货币和信贷资源引向中小微企业等普惠领域，同时抓住稳增长压力较小的时间窗口抓紧治理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使中国的大金融业更好的支持了双循环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疫情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经历过疫情危机后的中国金融业将变得更加智慧和更富有担当精神。在疫情危机的洗礼之后，在市场化改革的洪流中，在数字化创新的浪潮里，中国新一轮的大金融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作者：赵建，文章来源西泽研究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