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网11月06日讯,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市场动荡的环境下,对中国经济是否筑底、人民币是否持续贬值、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不绝于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经济学家、分析师等等各持己见。那权威答案在哪里?以下是中银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给出的答案。
以下系凤凰财经对曹远征做的采访实录。

1.目前经济状况如何,前三季度gdp增速维持在6.7%,有许多专家表示l型已经确定了,经济已经筑底了。您怎么看?
曹远征:我不太确定,但是基本已经筑底。我们看到gdp6.7%,更重要是一些经济数据的变化,第一个是ppi,54个月以来首次转正。这是个微观指标,它意味着销售环境转好,销售收入转好。这对控制杠杆非常有意义。第二,工业企业利润,无论民营还是国有在14个月以后都开始转正增长。这意味着还本付息能力在提高。那么,如果从宏观6.7%到微观上这几个变化,你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基本触底,或者相当接近底部。
尽管不能轻易说拐点,但预示意义变了。这就是说在宏观政策上不需要大规模刺激,包括市场预计的降准降息,更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都不是太重要。这个时候的政策重点应该转到供给侧改革上,通过改革调结构来创造中国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我们认为更大含义在这个方面。
2.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问题,市场有些恐慌,开始对海外进行配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曹远征:去年股市的变动和今年房市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出现了一个事实,中国居民资产配置渠道过分狭窄,于是,它的现金冲入任何一个市场,都会引起大幅增长。这些长期来看,资产配置渠道,特别是居民收入越来越高,这种配置要求越来越高。除了在国内金融市场配置外,在国际上也打开空间配置。深港通和沪港通和这个也是相关的。
3. 这会不会对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造成一些影响?
曹远征:究竟人民币贬值了吗?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本币是否贬值,第二个是相对价值变化。我们观察到至少短期内人民币本币的贬值压力并不大。比如cpi,你会发现并没有很快增长,正因为人民币还有购买力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第二个,中国人民币资产利率是高于国际资产利率的,通常在3个点左右。相对,持有人民币资产也是划算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不是其内在价值的影响,那一定相对贬值,只是相对美元贬值。反过来说呢,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相对其它货币都在升值之中,升值速度更快,所以,相对美元贬值。
同时,人民币定价机制也在发生改变,我们过去盯着美元,跟着美元变化,现在更多盯着一揽子货币,sdr。从这个意义来说,特别是今年10月份加入sdr以后,它要求人民币是国际货币,人民币是独立的货币,而不能盯着某一种货币变动。这是一揽子计划挂钩很重要的原因。长期看,人民币构成独立的货币的话,成为世界货币中一员,它的核心问题不是汇率问题,而是利率问题。是利率决定它的本身价值,然后和其它货币挂钩。更极端一点,比如美元,美元是没有汇率的,大家讨论美元涨不涨、降不降,是它的利率问题。
香港市场的变化,香港市场在去年到今年的变化,是利率和汇率同时发生的作用。当人民币离岸市场利率上升时,汇率往上走。它充分证明利率和汇率还是平价关系。因此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利率国际化,是利率影响汇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人民币加入sdr,它意味着国际上的各种机构、主体都会配置人民币资产。那么,开放人民币资产市场是很重要的。比如央行这两年间,银行间的债券市场是对外资开放的,这便于外资机构形成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那么,如果发展下去,上海变成很重要人民币中心。人民币国际化,大家都在那儿配置人民币资产,上海就成了人民币中心。这个发展和纽约市场发展是一样的。各国配置纽约资产,所以纽约资产成了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对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理解。
4. 最近许多文章都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请问您觉得中国是否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吗?
曹远征: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个统计结构。它指很多发展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到了6、7千美元的收入,突然没有增长动力,进不了高收入门槛,联合国之前标准,高收入10500,在这个条件是提出的。拉丁美洲是个现实的例子,拉丁美洲在100多年前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美国同时起步。但是拉丁美洲100年来发展一直徘徊着之前的水平。但它只是一个经验描述,并不是理论模型。因为经验证明,有国家爬出来了,比如亚洲国家特别是韩国,它不仅成功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高收入社会。因此,后来发展的国家可以跨越的,这个陷阱是否存在,是学术探讨的问题。
那么中国来说,如果仅从一个指标衡量,人均收入提高过程,在10000美元以下是不是不能再涨,这个中国可能跨过,目前中国gdp达到8000美元,如果继续维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比如十三五期间,那个时候人均gdp就超过10000美元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在10000美元以下,那我就越过了,但是越过不代表有些问题就解决了,中等收入陷阱更核心说的问题是人均收入会不会持续增长。持续增长有待于技术进步、有待于创新、有待于劳动生产提高,这是核心问题。尽管我们说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但你能不能维持持续增长,这依然具有挑战性。那么,我们说这需要结构调整,结构调整需要改革来推动。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变得很重要,这是奠定持续增长的基础。
5. 对于供给侧改革,有声音认为,现在存在一种情况,中央急,地方不急、地方急企业不急,这个似乎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您怎么看?
曹远征:我想说,他是一个趋势,我们这么看。现在金融危机8年了,各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可能成功防止了衰退,但是他没有有效提速经济增长,我们把所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叫做总需求管理政策,那么,这个政策走到机制,欧洲都走到了负利率了,经济还不能有效增长。这对经济政策提出了很大挑战。因为过去经济学基本研究需求问题,因为供求是自动出现的,只是供求不足,达不到供需平衡。因此,所有宏观政策都是提高总需求政策。但是,我费了牛劲,都是这样,那一定是出现问题。经济问题无外乎是需求问题,如果需求都出了问题,无外乎从供给进行展望。这就是全球无一例外提出结构性改革。
比如今年g20杭州峰会,各个领导达成最重要一个共识,即把供给侧改革列入宏观政策中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等重要地位,而且要进行全球协调,并规划处9个领域,制定出指标,然后评估生产。从这个角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全球潮流。
你提的问题是政策执行问题。其实,很多地方不会讨论什么叫供给侧什么叫需求侧,在政策执行中,地方更多从另外角度考虑。供给侧改革对地方来说就是鼓励创新,创新、技术进步是经营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又是随机的,经济学家不知道在哪儿发生技术进步。那么,唯有给技术进步创造环境,通过制度和体制变动为技术进步创造适宜的温度,进而加快技术进步。因此这个意义上,这是改革问题,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常态,就能促进进步。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供给侧改革是有经验和成功案例的。比如深圳,这个城市全是创新的。国有企业很少,活力很足,大量技术进步企业出现。所以就有讨论为什么中兴华为出现在这儿而不出现在其它城市。
东北问题更说明了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说如何理解地方供给侧改革,就是创造一个适宜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体制和机制。
6. 最近有很多讨论说中国企业和债务比较高。您是什么观点?
其实,债务高低不重要。债务能否可持续是最重要的。那么就说你有还本付息的能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不足,它都要负债。因此债务高是自然现象,但这不是核心的问题,核心问题是你是否有还本付息能力,你是否能卖得出去,能否卖上价钱,你的企业能否盈利。这个是核心问题。所以,如果经济转好,销售转好,利润转好,杠杆问题就能维持,负债率高低问题就相对小。但如果负债高,对外部环境更加敏感,外部稍微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因此也需要降低杠杆,不能太高。但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还本付息的能力,是否可持续,其次才是能不能减少风险。
中国经济现在在企稳,收入在增长,杠杆在维持,通过改革来创造它全面去杠杆的条件,降低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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