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写道,就紧密经济和政治合作而言,单一货币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要拯救欧洲一体化,或许不得不放弃欧元。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特别是欧元区——便一直没有健康过,这是无可争议的。单一货币原本应该带来繁荣并巩固欧洲团结。但结果正好相反,一些欧元区国家遭受的萧条甚至比“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更严重。要回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哪里出了问题?一些人声称政策制定者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推行过度紧缩的政策和设计糟糕的结构性改革。换句话说,欧元没什么问题,换个人执掌就能解决问题。
我不这样认为。欧元区的结构、指引和构建欧元区的规则和制度存在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引出了一种前景——是时候更全面地反思欧元了,甚至可以考虑放弃欧元了。
简单地说就是欧元先天不足。剥夺了利率和汇率这两项关键的调整机制、而不加入取代它们的工具,几乎不可避免地使得宏观调控难以进行。再加上央行的使命是聚焦于通胀,而成员国仍然进一步受到财政赤字上限的约束,结果就是超高的失业率和持续低于潜在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成员国借入不在其控制范围的货币、且没有控制贸易赤字的简单机制时,爆发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调整名义汇率的替代选择是调整实际汇率——使得希腊的物价相对德国物价下滑。但是,没有规定可以强迫德国物价上涨,而压低希腊物价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有人可能会指望希腊生产率增速超过德国作为“调整”的替代选择,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点。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一样。在没有总体战略的情况下,国际机构的三驾马车四处出击,为新鲜牛奶的定义或者面包的标准出台琐碎新规。对于这些措施是否可取,可以展开辩论;但它们不会取得调整实际利率的理想效果是不容置疑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只需要小幅改变规则就可以拯救欧元。建立一个共同的银行业联盟,最重要的是共同的存款保险体制;制定遏制贸易顺差的规则;发行欧元债券或建立其他类似的债务共担机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关注就业、增长和稳定,而不仅仅盯着通胀。与此同时,产业和其他政策应该定位于帮助落后国家赶上领头羊。最重要的是:从紧缩政策转向以增长为导向的财政政策。但是这些似乎远远超越了当今欧洲的政治现实,德国仍然主张“欧洲不是拨款联盟”。
良好的货币安排无法确保繁荣;但有缺陷的安排会导致衰退和萧条。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与衰退和萧条关联的种种货币安排都存在挂钩机制,即一国货币的币值紧盯另一国货币。单一货币既不是紧密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此类合作的充分条件。欧洲需要聚焦于实现目标的关键。结束单一货币并不意味着终结欧洲一体化。欧盟的其他制度仍将存在: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仍会继续。
有必要平稳过渡退出欧元,尽力实现友好分手,也许是转向一种“灵活的欧元”体系,包括强劲的北方欧元和较疲软的南方欧元。当然,这不会轻易实现。最难的问题是处理遗留债务。最简单的办法是对所有欧元债务进行重新计价,改为“南方欧元”债务。
随着我们进入数字化经济的时代,现代技术为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些改革通过信贷拍卖和电子交易令牌,可以兼顾完全就业、贸易平衡和财政平衡这三大目标。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中,我们依靠央行来设定利率,指望由此带来恰到好处的贸易平衡、投资和消费。结果通常并不理想。替代选择聚焦于我们所需要的投资和贸易平衡的数量,然后让市场设定价格以实现目标。
随着时间推移,汇率差异有望随着制度发展而变得更有限。灵活的欧元将是一种策略,在整合经济一体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为改革提供空间。
单一货币本应该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现在它本身成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破坏了欧洲一体化更为根本的方面,因为它带来了分歧、而非团结。友好分手——相对平稳地终结欧元,或许建立上述灵活欧元制度——可能使欧洲恢复繁荣,使之可以重新团结起来,再次专注于它面临的很多真正挑战。为了拯救欧洲和欧洲一体化,欧洲或许不得不放弃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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