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黔驴技穷”。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流动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提升通胀。
在多年来过度依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正转向适度财政扩张。
一份由国际金融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科林斯执笔的报告说,在进行了8年多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实践后,主要发达经济体似乎已将货币政策用到了极限,开始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放松财政政策上来。
科林斯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已尝试前瞻指引、量化宽松、负利率政策等多种非常规政策工具,但一些经济体经济复苏仍然疲软,通胀水平也低于既定目标。
与此同时,长期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正在上升。目前欧美股市已处于历史高位,国债收益率则降至历史低位,七国集团甚至有三分之一国债的收益率跌为负值。科林斯认为,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将诱导投资者继续追逐高风险收益,埋下资产泡沫的隐患。此外,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负利率政策也损害了商业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
在此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从去年开始放松2010年至2014年执行的财政紧缩政策来提振国内需求。例如,日本政府最近推出了新的财政刺激计划。为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加拿大政府已出台增加公共投资的新举措。为减少“脱欧”公投对英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英国政府已表示将重新审视中期财政整顿计划。
科林斯认为,从经济学上来讲,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安全水平”,这取决于各国具体国情。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内储户基础,该国可以将公共债务保持在较高水平数十年。他认为,比较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率与实际经济增速对于衡量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如果实际利率相对经济增速更高,那么该国需要更多财政盈余来保障债务水平可持续;反之该国拥有更多财政扩张的空间。
科林斯指出,目前七国集团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已从2%到3%的历史平均水平降至接近零甚至负值,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利息支出负担。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也大幅放缓,但除意大利外,七国集团国家的经济增速仍高出其国债收益率1个百分点以上,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维持适当的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确保债务水平可持续。
科林斯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应该利用财政扩张政策争取的缓冲空间来推动经济改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中长期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他指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受到此前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最大,各国未来应考虑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开支,不仅可以直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指出,很多人习惯将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但实际上如果操作得当,宏观经济刺激也可以推动改革。
展望2017年,科林斯预计主要发达经济体将继续维持适度财政扩张。日本预计将继续推迟上调消费税,并扩大财政预算。英国预计将重新调整中期财政整顿方案,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并软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立场。德国预计将继续适度财政扩张来投资基础设施和应对难民问题。其他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调整空间有限。
不管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如何,科林斯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都会力推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投资资金可能来自企业税制改革,但由于美国国会仍然对中期财政可持续性感到担忧,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预计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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