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呈四大分化趋势，中国经济恢复仍存不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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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所谓 “K型”复苏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当前，随着各国刺激措施的出台，加上疫情整体的形势好转，各国的经济环比来看都是在持续的修复，但是全球经济分化仍然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的经济鸿沟在扩大。2020年美国GDP下降了3.5%，而欧元区则下降了6.8%。今年根据经合组织最新的预测，美国预计可能会反弹6.5%，而欧元区可能只增长3.9%，所以两个经济体的差距在扩大。

从一些欠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经济仍然比较困难，特别是非洲、拉美国家发展的轨迹还是在下行。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经济恢复也存在一些分化的现象。

有些产业因为疫情反而蓬勃发展，有些则关门倒闭。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近对疫情期间全球债券和银行贷款的分析发现，大量的大企业大量的发债，而小企业的融资大幅度减少。也就是说，在疫情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增的贷款和新增的债券发行资金大部分都给到了大企业，小企业则仍然很困难。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科技行业、金融业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旅游业、娱乐业、饮食业等服务业还没有恢复。有人说是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当然，美国制造业的比重在下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也还是仍然严重。

贫富悬殊持续在扩大。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2019年美国成年人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税前收入占美国国民全部税前总收入的比例高达50%。去年以来，各国都开闸防水，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使富人的财富大增，而穷人受疫情的影响、就业岗位减少，收入也大大减少，所以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鸿沟越来越大。

首先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化。有的人说，现在是不好的实体经济和美好的虚拟经济并存。实体经济总体讲仍处在恢复过程当中，有些国家可能还在萎缩，但是股市在大涨。就股市本身而言，也出现了分化。比如说美股的五大龙头股涨得很快，其他的股并没有涨多少。美国的楼市也是一样，豪宅销售大幅上升，但是低价的住宅价格仍在下跌，所以从金融资产来讲也是分化的。

总体而言，“经济分化”是一个中性词，反映了经济客观的现象，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对经济分化也需要做一个客观、理性的分析。

过去经济学理论一般都认为，经济的衰退和复苏的周期，在经济各个部门当中具有广泛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时各个部门都衰退，经济复苏时各个部门也都在恢复。而这次却有所不同，出现了分化的趋势。

所谓“K型”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强者的世界，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比较复杂。有些因素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短期因素造成的，有些则是长期的。我分析一下，大概有这么几条：

1、各国应对疫情的模式和效果不同，导致了经济分化。各个国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实力和能力差别是很大的，每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决定了对疫情防控的效果，近而造成了对经济恢复的风险是不完全相同的。

2、宏观刺激政策造成的分化。主要是财政政策加货币政策双重的刺激。虽然这些刺激的措施对于缓解经济停摆带来的巨大冲击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刺激政策的措施下，毕竟大企业先受益，而且也催生了资产价格的上涨，更多是惠及了富人。而且，经济分化和刺激政策是相互作用。分化的结果促使刺激政策进一步加码，而刺激措施进一步加码又进一步加剧了分化，两者是相互在促进、相互作用。这种情形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3、数字经济逆势增长、产业结构逐年演变、企业竞争优胜劣汰、行业集中度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等趋势。这些因素，我认为并不是疫情期间发生的，而是多年积累的。当然，正好遇到疫情外生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化更加明显。

4、贫富悬殊过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我认为这也是经济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应对经济分化趋势？应该分别不同的情况分类施策，对于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更多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宜市场干预加以调整，需要更多的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的政策工具来予以应对。

各国经济分化的程度不同，产生的原因也不尽一致。各个因素影响的程度也有差别，因此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到问题的症结，从本国实际出发对症下药。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都要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结合起来。当然，这里的关键和难点，就是区分哪些因素是市场机制产生的作用，政府无需干预；哪些因素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政策干预。

中国经济并不属于“K型”的发展，而是整体向上增长的趋势。2020年以来，我国防控疫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进入到202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整体连续稳定恢复态势。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迎来了开门红，投资、出口、消费全面回暖，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服务业的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进出口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指标都已经较大幅度地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特别是消费这一个慢变量也正在加速修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上升到比较高的景气水平。剔除去年的基数效应，经济增长的动能也在进一步增强，发展趋势向好。

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恢复仍然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从供需两端看，供给恢复好于需求，供需的缺口持续扩大。从投资端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大高于制造业和基建投资的增速。从企业看，大企业景气程度远远要好于中小微企业。线上经济快速增长，线下经济复苏乏力。从产业链来看，上游走强下游偏弱，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2019年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是27%，2020年进一步下降到26%。制造业占比下降，可能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造成结构性的拖累或者下拉的效应。从就业市场看，也很不平衡，广东、浙江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大面积地出现了用工的短缺，招工难现象。而中西部省会城市、地级市大量的求职者难以找到工作，全社会灵活就业增多，而制造业企业招工难。从区域看，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在扩大，特别是南北差距扩大，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还体现在人均水平上。从居民收入和财富看，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总之，我国经济存在结构性不平衡的现象，既有与全球经济发展共同的原因，也有自身独特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的带来的各种影响。既有受疫情冲击短暂的因素或者特殊因素的影响，又有中美冲突带来的深刻影响，还有历史上长期的体制机制的影响。因此，需要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的分析。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我认为，还是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

在问答环节，肖钢就近期中概股回流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促进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对美国的中介机构、服务业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大量的中概股都回归了，都从那里退市了，美国的利益也遭到了损害，所以是损人害己的做法。

肖钢指出，现在还没有发生大量的中概股退市等情形，但是随着现在的趋势，从美国的态势来看，也可能会有一大批中概股回来。中概股回来，一个方面可以回到香港，中国香港的资本市场，因为香港也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也是自由兑换、自由流动，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另外，有条件的也可以回归到A股市场。对于改进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的结构，让国内投资者分享中概股企业发展的红利，我觉得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但是，我还是希望中美继续在这个方面加强合作，不要单方面地采取行动。”他说。

谈到注册制的问题，肖钢表示，全面推行注册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所以当前应该积极地为下一步全面推行注册制创造条件。 

他坦言，在注册制改革推进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分析和看待。

“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才三十年，时间还是很短，但发展很快，现在已经位居全球资本市场第二位。我们自己跟自己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史。”他认为，注册制作为一个新的发行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牵牛鼻子”的工程，“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资本市场生态建设。”

他表示，注册制改革势必要带动和促进整个资本市场生态的变革。因而，整个市场生态的变革需要有一个发育和培育的时间。

肖钢谈到，在注册制当中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发行人怎么样讲诚信，涉及到诚信制度、诚信社会的建设。“比如，中介机构要承担把关人的职责，他的责任、治理结构、专业能力的提升也需要一个过程。”

从监管机构而言，他表示，怎么实现监管转型，更多的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等，还有常常讨论的投资者保护、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这些都涉及到市场所有的参与主体和监管主体，“整个有一个责任分摊的机制建设，整个制度需要磨合。”

“当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在注册制推进当中需要进一步磨合和完善的问题，所以这个时间是省不了的。”他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会有一些阵痛，那只是暂时的。“我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各个方面的磨合就会更好，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当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对注册制改革产生疑虑或者担忧。”

肖钢认为，要坚定不移地朝着改革的方向推进。“生态的形成一定是需要时间的，要培育的时间，所以也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丧失信心，我们还要进一步增强信心来全面地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