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红利与你的目标

胡润的“中国财富自由门槛”报告最近引起很多议论。

他们定义的一线城市入门级的财富自由门槛是1900万元，包括一套120平方米的市区常住房、2辆汽车、6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800万元的金融投资。二线城市的入门级门槛是1200万元（4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和550万元的金融投资），三线城市的入门级门槛是600万元（2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和250万元的金融投资）。

何谓财富自由？我的定义是——只要拥有过你想过的生活的支付能力，就有财富自由。人生就是日食三餐，夜眠七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生活方式。在一线城市没有1900万连个入门级自由门槛都迈不进？这不是瞎扯嘛！建议胡润以后少用“自由”这样每个人可以自定义的概念。

何况当下的现实是财富分化日益严重，大众怀有种种财务焦虑，此时抛出“财富自由”说，也很不明智。

按国家统计局数字，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按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69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294元。照此计算，中国很多高收入组的家庭税后年收入也不到20万（如按两人工作），连三线城市的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也够不着。这样的结论除了加剧人们的财富焦虑，又有何意义？！

我本人很少写投资理财的文章，我也一向主张术业有专攻，自己专心做自己有兴趣、擅长的事，投资理财最好委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专业机构。这是良性的社会分工，也可以让自己多些自由。

虽然不赞同“财富自由门槛”的说法，但由此想到了一些和时代、财富、投资、人生相关的问题，写出来和大家探讨。

财富从何而来？

我想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财富是怎么来的？

劳动、创业、经营、投资、继承或赠予，这都是文明的财富之道。

在人类近现代化这两三百年，普罗大众可以借助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发明专利、创业创新、辛勤劳动等等，获得财富，过上理想的生活。即熊彼特所说的，“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女王所穿丝袜，一般工厂女工也可购得”。

而要想特别富有，路径也是有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龙在研究美国富人的历史时指出，美国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有以下三个来源：

• 遗产继承，再加上股票市场的繁荣；

• 说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业；

• 在恰当的时间占据恰当的位置：创建真正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一方面维持并利用市场地位将大部分社会附加效用变为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占有足够的股份，进入资本市场将企业资本化所产生的利润变为巨额财富。

德龙所言极是。可以稍微联想一下，这些年中国有多少巨富都被雨打风吹去，原因就和第二点相关。在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背景下，过去的很多财富玩法不再被接受了。

回看美国历史上最富裕的个人，从洛克菲勒、卡内基，到亨利·福特，到比尔·盖茨，再到贝索斯、扎克伯格和马斯克，都是在不同的时代抓住了最大的机会，创造出真正的社会效用，如此才是财富正道。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只是对其创造的社会价值的资本化认可与奖赏。

我们不是比尔·盖茨，但他能启发我们拥有理想的重要性。1975年他和保罗·艾伦创办微软时就“梦想让计算机变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设想“手提式计算机将能够作记录，处理一切日常事务”，他们憧憬“有了全球性的连接和电子书籍之后，孩子们可以在瞬间找到各种知识”，他们预测“随着微处理器的体积日益缩小而功能日益增强，我们的周围将到处都存在运算功能——或许甚至可以织入我们的衣服里。而支持所有这些技术的力量，就是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创造力、彼此保持联系、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的伟大的软件”。这也就是微软的含义。

这些最初的远大理想让微软一直走到今天。而盖茨本人则在2000年辞去CEO职位，2008年结束在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全力投入慈善公益。他说：“在自由市场体系中，人们可以把财富花在消费上，也可以把它传给子孙后代。我们选择做的是关注穷人的疾病，并确保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致力于根除艾滋病毒、疟疾、营养不良和早产等研究。”“当我们的基金会结束其使命时，这些疾病应该会成为遥远的记忆。”

在盖茨这样的创业企业家之外，还有一条路径也可跻身首富行列，就是投资。盖茨的好友巴菲特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奥马哈举行的巴菲特年会，我连续参加过几次。和同行相比，巴菲特并非每年的业绩都名列前茅，但他最大的本事是能长期持续地赚钱。

在其授权传记《滚雪球》中，巴菲特说：“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他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上，能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1/30，……加之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

简单说，这位投资大师的投资之道就是，生的好，投的准，赚的稳。

巴菲特和盖茨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慈善。2006年，他宣布将把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到2020年，他的捐赠总额已达约290亿美元。

财富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独自享用，是创造，是分享。这是盖茨和巴菲特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的财富大时代

在21世纪，当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移到中国，中国人也有机会通过创业和投资，享受巴菲特所说的“卵巢红利”。

目前中国每年新增GDP已跃居世界第一，GDP总量不久后也将登顶。2020年中国GDP在不含港澳台数据的情况下，是日本的接近3倍，是德国的3.8倍多，是英国的5.4倍，印度的5.6倍。

梅志明，普洛斯创始人，一位在全球进行布局的投资家说，“我一直相信成功50%来源于运气。但是你现在问我，我觉得运气甚至要占80%。生在哪个时代，处于哪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做多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十分幸运，正好赶上中国的开放，正好赶上了互联网，接下来还有物联网、5G这些新趋势。”

梅志明所说的运气，和巴菲特所说的“卵巢红利”是同一个意思。

胡润在这方面做的很多统计是有意义的。从企业家角度看，据2021年胡润富豪榜，中国10亿美元企业家已达1058位（其中内地910位），而美国为696位。

以城市计，10亿美元企业家最集中的10个城市，6个在中国，北京（145位）连续6年成为世界10亿美元企业家之都。上海（113位）第二，纽约第三（112位），深圳（105位）超过香港（82位）和伦敦（82位）居第四，杭州（66位）和广州（61位）也跻身前十。

另据IT桔子发布的《2020-2021中国独角兽解读报告》，截至2020年底，全球独角兽公司641家，中美占约80%。中国264家，美国240家，中国独角兽的增速在 2018-2020年大幅增长，超过美国。

再从财富拥有的角度看，根据胡润财富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达501万户（内地399万户），拥有600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达到180万户（内地144万户）；

中国拥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达到202万户（内地161万户），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达到108万户（内地87万户）；

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的家庭达到13万户（内地10.7万户），拥有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的家庭达到7.7万户（内地6.4万户）；

中国拥有3000万美元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达到8.6万户（内地7.1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达到5.4万户（内地4.6万户）。

这里所谓可投资资产，是指扣除一套自用房产和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冰箱）后，可用于投资的资产。

招行与贝恩从2009年起开始，每两年发布一次《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最近一次是2019年发布的。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197万人，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190万亿元。

中国的财富是如何汹涌澎湃创造出来的？和美国有类似之处。也有独特之处。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多化叠加，基础设施平台多次迭代。“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指的是公路，21世纪开始指的是高铁、地铁、水陆空网，移动互联网年代指的是4G、移动支付、快递物流，现在指的是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一代新设施，一代新消费者，就会产生基于新设施、面对新人群、把各行各业重新做一遍的机会，这是何等的创造空间！所以我经常说，今天的中国是把美国的卡内基、亨利·福特、比尔·盖茨、贝索斯、扎克伯格、马斯克等十几代的企业家类型在一个时空汇聚。

如若长治久安，再有几十年，中国可能会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

投资者为何分享不到“卵巢红利”？

国运兴，财富兴。

然而，对很多投资者来说，真正能分享到“卵巢红利”的似乎不多。在很多人眼中，“卵巢红利”只是一种幻相，“韭菜”反而是真实的命运。

根据源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单账户年化收益的统计数据，绝大多数投资人，从“超级小散”到“超级大散”都没有享受到投资增值的收益，反而在亏钱。数据显示，A股散户无论是账户在10万以下的“超级小散”，还是资金量在千万级别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单账户平均年度收益均为负值。在屡战屡败之后，无论小散还是大散越来越求安稳，预期年化百分之三点几回报的银行理财产品，现在都是一抢而空。

财富大时代的红利，为什么我们无法很好地分享？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找歌斐资产董事长殷哲进行了讨论。他在资管领域耕耘了20多年，有丰富经验，歌斐资产目前的资产管理规模有1500多亿元。

我们找的原因包括：

1、中国的财富创造，总量的确很大，但由于市场竞争残酷，机会风口快速更迭，加上企业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高，投机性、套利性强而治理能力、核心竞争力、投资回报能力不强，所以真正能跨越周期、基业长青、持续创造价值的企业相对有限。加上政策调控变数大，造成企业的非经营性风险也不小。如此种种，导致企业造富容易守富难，流星很多恒星不多。由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是一切投资的根基，在基础不牢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暴雷”。

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美国经济每年增速远低于中国，但美国股市给投资者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中国，这是为什么？主要是美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收益率（ROIC）远高于中国上市公司，中国大部分公司的资本使用效率不高，重规模扩张，轻价值创造。同时，美国龙头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很高，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

2、中国的投资理财市场，长期处于转型转轨状态，往往一哄而起，法治化水平较低，类似P2P这样的误区一直无法消除。相当多投资者热衷“击鼓传花”，盲从盲信，过于追逐短期回报，风险防范和控制意识不够，因此容易被忽悠，被收割，很少能获得长期稳健增长，甚至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中国也不是没有优质公司，一些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获得了丰厚回报。但中国股市的一个问题是波动性比较高，比如前两年的很多“白马”因为估值过高今年一下子就调整了百分之三四十。如果火上浇油的时候进场，短期就会有很大损失。

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但股市、债市等标准化资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而非标资产很流行。股市由于种种原因，始终磕磕绊绊。如早期“帮助国企解困”重于为投资者服务，信息披露造假的违法成本太低，割韭菜者逍遥自在；又如诸多新经济龙头很长时间无法在A股上市，投资者无法分享；再如市场长期只能单一做多，缺少对冲工具，容易大起大落。由于缺乏有深度、有弹性的资本市场，导致大量投资者还是喜欢在房市“买买买”“砖头好过纸头”，推高房价，推升实体经济成本，最终也迎来了严厉的“房住不炒”。

4、中国经济无疑仍在增长，增速放在全球也不慢，但由于基数已很大，加上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全球贸易和增长动力不足，增速必然下台阶，目前已回落到6%左右。与此相对应，投资预期也要理性化调整。

但在前些年资管行业野蛮生长的岁月里，投资者仍然怀抱“刚性兑付+高回报”的预期，大量资管机构为了抢客户，事实上是通过“以时间换空间，以资产池为载体”来满足这种预期，一旦资产池出现绝对损失，就被迫借新还旧，陷入庞氏，甚至崩盘。直到资管新规之后，整个市场才开始重新认知风险，回到打破刚兑、产品净值化等轨道上来。

综上所述，不是说中国没有机会，而是鱼龙混杂，常常惑了人心，迷了人眼。企业不成熟，市场不成熟，投资者不成熟，资管机构不成熟，种种的粗放，起起落落，导致投资者没有获得应有的时代红利。

这就如同木桶，由于底部有漏洞，纵然上面不断加水，但很多都漏掉了。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不是没有赚到过钱，而是不小心让钱又流走了，还有的盲目加杠杆，彻底爆仓了。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圆桌会上说，资管行业能否适应财富管理的新趋势新要求，需要我们认真评判，不能反复走弯路。

因为过去的弯路，实在太多了！

用理性目标为自己打造财富未来

今天当我们面向未来，思考自己的财富命运时，有哪些基本理念可以为我们保驾护航呢？

我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依然是要按照理性化、专业化、配置化的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者的平衡。

我个人给投资者的两点建议是：

1、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应该更多地聚焦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不要天天都忙于投资理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是“你自己理财，财不理你”，还是要依靠专业机构。

2018年招商证券发布过题为《牛市基石：美国401k计划的前身今世》的报告，里面提到，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缺乏专业的投资知识，很难通过资产组合分化风险。“专业的事就让专业的人去做；雇员们只需要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程度以及账户安全是否能够支取就足够了。因此，雇员们偏好购买基金来满足收益和规避风险的双重需求。”

美国1978年推出“401k”计划，此后养老金资产规模迅猛增长，直接成为美国1978年至2000年长达22年大牛市的有力推手，但在此过程中，美国家庭持股比例却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更愿意购买基金，由金融机构代替一般家庭进入股票市场。

总体来说，找专业机构帮你理财，这种机构化投资比你自己理财的收益要好很多。

2、对投资保持敬畏，建立合理目标预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它的很多资金由经过筛选的国内一流资管机构管理，根据其报告，截至2018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7.82%，超过同期通货膨胀率5.53个百分点。2019年是牛市，其投资收益率达到14.06%，并将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拉高到8.14%。这是非常难得的业绩。如果投资人还要像刚兑时代那样动辄两位数预期，还要低波动，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殷哲看来，虽然过去这些年中国投资者交了不少学费，但一个真正的健康投资、可持续投资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对投资者最好的时代，未必是经济增速最快的时代，而是资本市场真正贯彻法治化原则、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晴雨表的时代。

殷哲认为，整个资产管理市场的大趋势已经很明确，一方面是资本市场堵住漏洞、清理问题源头，一方面是房地产“三道红线”等措施让中国经济不走“被房地产绑架”的老路，这都使得资本市场长期可期。

2015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总数已翻了一倍多，资本效率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反映的有效性越来越强。随着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以及越来越多中概股回归，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变成企业资产的“储存器”，因此也会成为财富管理的底仓。

易会满说，截至2020年底，外资持续3年保持净流入，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资产突破3万亿元。可见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强的，外资也获得了良好回报，而且潜力还很大。

有这样的底仓，以标准化的资本市场代替非标固收，就成为中国资产管理的必然选择。过去扭曲的市场环境下，非标类固收产品“暂时”满足了投资人“短期化、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需求，但这其实是时间（流动性）、收益、风险（安全性）的“不可能三角”，事实也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虚假繁荣。

对投资者特别是高净值人群来说，“博”的思维应该向“稳中求进”转变。首先是规避风险，特别是规避“资本永久性亏损的风险”；其次是追求跑赢通胀、实现增值的必要收益率，同时维持好流动性。这需要组合投资，需要专业能力。

通过类似目标策略这样的组合投资方式，时代的红利与投资者的目标将越来越默契。“目标策略更像是高净值投资者财富管理的底仓。它保障投资者能实现资产配置的稳健收益，而且相对低波动。投资者不是追求短期最优，而是获得符合目标收益的‘总体最优’。”殷哲说。

只有这样，财富大时代的红利，才能通过合理的投资目标和正确的投资方法，转为你的红利。时间是财富的朋友。

当投资者的底层资产和整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日益匹配，依托国运，相信中国投资者的财富之路将越来越宽，走的越来越远。

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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